来源：金角财经
没想到，让昔日“疫苗之王”科兴生物重回舆论中心的，竟然是一次荒诞的分红。
根据科兴生物的公告，在7月9日举办审议董事会成员任免的特别股东大会之前，将支付每股55美元的特别股息，后续还计划追加分红，总分红上限高达124美元/股。
这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科兴生物停牌前的股价仅为6.47美元/股，市值3.89亿美元。仅按第一阶段55美元的股息计算，其股息率（ttm）就达到了惊人的850%。这意味着，若以停牌前的股价买入，相当于花100块买股票，能直接返现850块。而总分红将达到停牌时市值（3.89亿美元）的近20倍。
夸张数字背后，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是单纯的慷慨。尤其是当一家公司的分红计划，与董事会成员任免紧密关联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更像是一场用现金堆砌的权斗筹码。
科兴生物的控制权之争早已不是秘密，从两位创始人的阵营对垒，到资本力量的反复站队，这场持续多年的内耗，如今正以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撕扯着“疫苗之王”的肌理。
你要夺权？可以，但我先把家底分干净，让最终的胜利者接手一个空壳。但这种玉石俱焚的架势，与其说是对抗，不如说是困兽之斗。
回望几年前，科兴生物还站在时代的浪尖上。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其疫苗一度成为全球抗疫的重要力量，它也当之无愧地戴上“疫苗之王“的桂冠。但疫情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曾经的业绩神话迅速褪色。本该聚焦于新的增长点，科兴却依然深陷内斗泥潭。
巨额分红公告，成了权力斗争的引爆点。看似皆大欢喜，实则刀光剑影。双方都以为自己握有筹码，却不知这场拉锯，正在把科兴生物一步步逼向失控的边缘。
信任在内斗中透支，团队在争权中瓦解。科兴不是在兑现红利，而是在透支未来。曾经的“疫苗之王”，正用一场荒唐的分红闹剧，亲手把自己推向悬崖。
分红背后的内斗
科兴生物最近令人咋舌的分红，背后根源可能是盘根错节的内部权斗。公告中那笔每股55美元的第一阶段现金股息，特意安排在7月9日特别股东大会前支付，而此次股东大会的其中一个议题，正是董事会成员的任免。
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公司此举是否意在通过支付特别股息，影响股东对相关议案的投票走向？更耐人寻味的是，公司还表示股东投票结果将关系到能否如期获得补偿性股息，这就更让市场将这次非同寻常的巨额分红，与科兴生物多年来的控制权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2009年11月，科兴生物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挂牌交易。到了2016年，公司计划私有化退市并回归内地上市，时任董事长尹卫东和潘爱华各自行动，分别组成内部买团和外部买团发出私有化要约。科兴生物的控制权之战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完成私有化，需要在股东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股东的通过。而强新科技集团（下称“强新集团”）的实控人李嘉强，通过其控制的1Globe等多个主体持有科兴生物33%的股份，这一关键持股比例让他成为双方竞相争取的对象。最终，李嘉强倒向了潘爱华方面，并在2018年2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反对现任董事会连任。
会上，潘爱华、李嘉强一方还提出了一份新的5人董事会名单，意图换掉包括尹卫东在内的多名时任董事。新名单获得了投票通过，但由于到场股东事先对这一程序并不知情，董事会更替的合法性引发争议。尹卫东和潘爱华双方对新旧董事会各执一词，在此期间，科兴生物由尹卫东掌控的原董事会继续实际管理公司。
与此同时，尹卫东一方则启动了毒丸计划，试图阻击1Globe等股东。毒丸计划在公司反收购案例中较为常见，其运作方式通常是向恶意收购方以外的全部股东增发新股，以此稀释收购方的股权，或者发放超级优先股等资本工具，从而影响收购方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2018年7月，尹卫东为实施毒丸计划引入了新的盟友。维梧资本与尚珹资本分别以7.35美元/股的价格，获得了科兴590万股普通股，各占增发后的8.3%。代表维梧资本的管理合伙人付山，也随之加入了科兴生物董事会。
在这过程中，原董事会与外部买团之间爆发了多起诉讼。
2018年3月，科兴生物向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大股东1Globe与其他异议股东在收购和年度股东大会上一致行动，寻求裁定该行为是否触发了为防止公司恶意收购的权利计划（即毒丸计划）。
法院先是下达了维持现状令，等待另一起在安提瓜和巴布达法院的判决结果。同日，科兴安提瓜公司还向美国马萨诸塞州法院起诉，指控1Globe等股东未能满足更换董事意向的披露要求。
一周后，1Globe展开反击，向科兴生物注册地加勒比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高等法院申请变更现任董事会，要求承认2018年2月新选举的董事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
1Globe的诉请在安提瓜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被驳回，却在英国枢密院得到了支持。要知道，英国枢密院会受理一些来自英国以外海外领地、王家属地和数个英联邦成员国的上诉案件，安提瓜和巴布达便在其中。
2025年1月，英国枢密院作出裁决，判定2018年2月1Globe提出的新董事名单属于合法当选，毒丸计划无效。也就是说潘爱华及其外部买团赢了，尹卫东及其内部买团没能阻击成功。
正是这次改判，引发了最新一轮的纷争，甚至连最近的巨额分红，也与此脱不开干系。
夺权仍在继续
英国枢密院做出裁决后，科兴生物的权斗在2025年再度迎来高峰。
2月28日，科兴生物正式公布了由5人组成的新董事会成员名单，包括代表1Globe的李嘉强和李鹏飞以及王国纬、曹建增、卢毓琳，李嘉强为董事长。其中原列入枢密院裁定合法的董事会名单成员、2018年2月股东会上提名的丘海峰已被李嘉强替代。
此后，科兴生物的董事阵容又历经两次重大变更。李鹏飞与王国纬先后辞去董事职务，代表小股东奥博资本的SvenH.Borho和GeoffreyC.Hsu增补进入董事会。
但这一系列变动引发了赛富基金的强烈不满，赛富基金认为，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使得其影响力与股权严重失衡。需要注意的是，赛富基金正是尹卫东所在的阵营。
作为单一大股东的赛富基金要求召开一次特别股东大会，核心议程包括罢免现董事会，理由是目前董事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既未经过股东的正式选举，也未得到枢密院的认可。
同时，赛富基金还提出了一份全新的十人董事名单，这是十人中，尹卫东派占到4席，包括代表股东尚珹资本的裘玉敏、代表股东维梧资本的管理合伙人付山、代表股东赛富基金的首席合伙人阎焱和尹卫东，加上赛富基金主导罢免程序，实际控制力显著增强。
而潘爱华派主要留有强新资本（1Globe Capital）创始人李嘉强、原董事会成员卢毓琳，其主导的分红计划可能被调整。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斗争愈发激烈之际，小股东美国恒润投资公司提出分红问题，并逐渐发酵成为双方争端的又一核心焦点。
2025年3月20日，恒润投资公开指出，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科兴生物坐拥超百亿美元的净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却始终未向股东进行分红。然而，科兴生物旗下的子公司却已实施分红。
基于此，恒润要求现任董事会将其中的89亿美元分给股东，恢复在纳斯达克的交易，并对母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完整的会计信息。
仅仅10天后，4月1日，科兴生物迅速做出回应，宣布决定派发每股55美元的特别现金股息。但与此同时，现任董事会成员表示，正在对前任董事会在离任后采取的某些公司行动展开深入评估，矛头直指2018年7月尹卫东引入维梧资本、尚珹资本时所增发的共计1180万股股份，这些股份占总股本的16%。
现任董事会坚称，前任董事会无权批准这一交易，因此决定预留相应股份的股息，直至该问题得到解决。
“扣留股息”的举动立即引发了维梧资本的强烈反击。维梧资本公开表示，现任董事会为巩固1Globe控制权采取了一系列损害股东权益的行动，包括拒绝股东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的请求、取消包括维梧资本在内的16%普通股、排除维梧资本代表付山参与董事会事务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报道称，2021-2024年期间，科兴中维给少数股东分红27亿美元，其中维梧集团获得了超8亿美元的现金股息。
维梧资本随即在安提瓜以及美国纽约、马萨诸塞州等地，对科兴生物及1Globe提起了诉讼。
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升级，这场纷争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回合式战斗”，期间双方更是轮番上演了抢公章、换门锁、举报行贿等剧情。更加离谱的是，在权斗过程中，潘爱华派的主心骨潘爱华却不见了人影。
2024年2月，潘爱华因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讽刺的是，举报他的竟是自家公司未名医药。而法院追缴的厦门未名34%股权，则进一步影响到了北京科兴的控制权争夺。
但权斗发酵至此，甚至要祭出掏光家底式的不寻常巨额分红计划，可能意味着无论最终谁在控制权之争胜出，都没有赢家。
“焦土战”后还剩什么
在商业史上，很少有企业能像科兴生物这样，在短短数年间经历如此剧烈的命运起伏。这家曾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医药企业，借由新冠疫情的特殊机遇攀上巅峰，又在疫情退潮后迅速滑落。
2019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只有2.46亿美元；利润方面更是微薄，2015-2019年5年加起来的净利润只有1.36亿美元。
彼时的科兴，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等待着一场改变命运的风雨。而这场风雨便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当全球陷入病毒带来的恐慌与混乱时，科兴生物的灭活新冠疫苗CoronaVac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2020年6月，CoronaVac在中国获批紧急使用，2021年2月获得NMPA有条件批准上市，2021年6月被世卫组织列入紧急使用授权。到2021年底前，CoronaVac已获得56个国家和地区的紧急使用批准或附条件上市。
疫苗的成功直接推动科兴生物业绩呈几何级增长。2021年，公司营收暴增3694%，达到193.75亿美元，归母净利润增长8008%，达到145亿美元。
世间万物皆有周期，疫情驱动的繁荣同样难以持久。随着全球疫情形势逐渐缓和，新冠疫苗的需求出现断崖式下跌，科兴生物的业绩随之急转直下。
2022年科兴生物营收和净利润双双急降，营收同比下降92%，至15亿美元。净利润同比下降99%，至8810万美元。
2023年，科兴生物仍未能从新冠退潮中完全走出，营收持续下探，而新冠疫苗以外的业绩增量仍未形成。2023年公司上半年营收为1.404亿美元，同比下降88%。净利润盈转亏，为-3000万美元。
业绩的剧烈波动直接传导至企业运营层面。根据中新经纬报道，有网友留言称其于2021年2月1号入职北京科兴中维，任职灯检岗，2021年，公司口头承诺将本年度公司10%收益作为年终奖。但2022年年会时，公司以“科兴风头太大，要低调”为借口，承诺“暂时先不发年终奖，等热度降下来再发。”
该网友表示，2022年2月18号，人事通知其面谈，通知公司需要裁员，有两个选择：1是自己提离职，公司给予N+1赔偿；2是公司无限期放假，工资按北京市最低工资80%发放，并且不能出去兼职。
“问及年终奖时，人事说没有年终奖，被人事欺骗诱导签了解除劳动合同。”
该网友还称，北京科兴中维从2月份开始到4月份陆续裁人，在4月23号裁完最后一波人后，4月25号给留职人员发放2021年年终奖。
经营压力加上权斗不断，使得科兴生物的巨额分红更显不寻常。
有分析认为，若巨额分红全部实施，将消耗公司账上绝大部分现金，而这种“分光吃光”的策略，被市场解读为现任董事会的“消耗战”与“焦土战”，通过主动削弱企业潜在价值，让对手失去争夺控制权的意义，即便未来易主，接手的也可能是一个空壳公司。
但要知道，这种极端的内部博弈，对企业的伤害是深层次的。它如同病毒般侵蚀着组织的肌理，破坏内部协作机制，消解团队凝聚力与员工价值感。当企业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战场，每个人都可能被迫卷入其中，或成为棋子，或选择站队，正常的业务开展自然举步维艰。
更致命的，不是利润被分走，而是信任在被掏空。
内斗撕裂了科兴的外部形象，也摧毁了市场最后的耐心。合作方观望、客户质疑，连曾经引以为傲的“疫苗王者”光环，也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对一家靠研发续命、靠信任吃饭的生物医药企业来说，信任一旦塌方，就是全线失守。
从疫情中的神坛跌落到今天的内耗泥潭，科兴的命运转折，不只是衰退那么简单。它揭露了一个更冰冷的真相：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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